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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公开课 |杨东:我国现金贷、网络小贷行业发展与监管建议

· 国内动态,学术研讨

嘉宾简介

杨东: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
法学院副院长、金融法研究所、竞争法研究所副所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与信息法律研究所执行所长。

2017年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和人民日报社《环球人物》杂志联合主办,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全球金融科技实验室协办的“金融科技二十讲”公开课第十一讲,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与信息法律研究所执行所长杨东担任此次公开课的主讲嘉宾,就“我国现金贷、网络小贷行业发展与监管建议”发表主题演讲。此次公开课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宋科主持。

杨东教授首先从现金贷的概念界定、历史起源、发展现状、运作机理和实践价值五个方面,介绍了互联网消费金融视角下现金贷的基础理论。他指出,我国互联网金融的源头有两个,一个是支付宝,一个是网络小贷,以此为基础的支付和小额放贷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崛起的重要基础。我国“现金贷”兴起于2014年,主要随着互联网理财的发展兴起,网贷公司涉足较早,银行和大型互联网公司也顺势开展类似业务,现金贷产品具有高效率、高利率、高风险、低门槛的“三高一低”的特点。

接下来,杨东教授以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介绍了国外发薪日贷款。他认为,我国现金贷的概念跟国外Payday Loan有很大不同,国外发薪日贷款的许多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英国规定费息上限来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限额模式、不允许重复借款、要求平台数据共享等风控措施,以及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对消费者保护的行为监管方式等等。他还介绍了我国现金贷的法律依据,包括现金贷的政策性文件和自律规则等,以及全国各地现金贷的行业监管动态。

最后,杨东教授分析了我国现金贷存在的问题、梳理了监管目标及监管理念,对我国现金贷的监管制度提出了建议。他指出,我国现金贷主要面临市场准入、风险控制、利率合法性、个人信息保护、暴力催收等问题。现金贷监管目标有三个方面:一是要保护消费者,二是行业要健康发展,三是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监管要做到柔性监管、穿透监管、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进一步完善新近代准入管理,可以借鉴P2P的监管方式,同时给予适当的牌照发放、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第三方核查;通过技术驱动监管,防止多头借贷、恶性借贷问题,建立反欺诈的体系。此外,他建议对现金贷的金融监管不要“一刀切”,应该多采取行为监管和技术治理,即RegTech(监管科技)的方式实现有效监管。

在问答环节,杨东教授对网贷是否面临“一刀切”、信联建设、现金贷企业的垄断与竞争等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环球人物杂志微博直播

(文/摄影:袁瑞雪)

我国现金贷、网络小贷行业发展与监管建议

(演讲摘要)

近年来,现金贷、网络小贷悄然兴起,受到市场追捧的同时也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媒体舆论也接连出现各种解读和声音。为什么现金贷现在这么受关注?为什么央行在11月21日紧急叫停了网络小贷的批示?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金融协会紧急发布了对于网络小贷、网络现金贷款,或者网络小额借款的风险提示?本文将探讨我国当前现金贷,网络小贷行业的发展和监管建议。

金融创新的历史脉络

2011年,支付宝获得了央行颁发的牌照。我认为这是之后中国领先世界的移动支付的源头,也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然而支付宝开始不是为了金融业务产生的,它是为了解决电子商务交易中买家和卖家信任不对称的问题、作为第三方具有担保作用的支付工具出现的 (人们把支付宝作为移动支付工具,那是后话)。有的看法认为,在支付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面向C端的余额宝是中国互联网金融的源头,其实不然。在我看来,互联网金融真正的源头是阿里面向B端的阿里小贷。

2011年,重庆地方政府给阿里巴巴发了一张牌照。因为不是由央行颁发,所以这不是正式的金融机构牌照,而是类似小贷公司的准金融机构牌照。阿里这张牌照的特殊性在于重庆市在原来小贷公司牌照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发了一个网络小贷牌照。按理来说,小贷公司牌照受区域限制,只能在本地区(区域、省或市)放贷,用自己的资本金杠杆,一般是两倍,有的地方最高达到十倍。但因为阿里是网络电商,它那个时候最需要解决的,是阿里体系里卖家,尤其是那些没有公司、没有固定职业的零售式卖家,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等的小额资金需求。这些群体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所以往往是最需要金融服务的。为了阿里体系发展,阿里首先想到的是给这些得不到传统金融机构服务的卖家放贷,因此需要网络小贷,需要跨区域。

对于互联网金融机构来,一方面央行对传统金融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他们很难申请到正规的金融机构牌照,另一方面技术驱动的创新力量又不停地加码,网络小贷这样一些地方金融的牌照就成了香饽饽。

然而这又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各地方政府审批的标准规则不统一,导致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质参差不齐,同时也滋生了腐败、利益关系、道德风险等等。第二,很多现金贷平台其实是助贷机构,其本身不具备金融机构或者准经营机构资质。它们的核心是通过大数据这样科技的手段帮助金融机构承担某一项辅助性工作,往往不需要也不应该涉及金融本身的服务。目前存在的乱象是一些作为信息中介的助贷平台也在当信用中介,在没有资质的情况承担信用风险。

互联网消费金融视角下现金贷的基础


广义的现金贷,是在消费金融当中产生的,是小额现金贷款业务的简称,借款还款方式灵活,实时审批,快速到账。狭义的现金贷,是无抵押的个人小额信用借贷,跟发薪日贷款比较类似。我们调研课题组认为,现金贷一般是12个月以下,五千元以下短期无担保的信用产品,而且一般都是1个月以内还款的。

现金贷在中国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中国大量个人是没有信用卡的,这是中国普惠金融的很大弊端。正是因为中国有几亿以上的人群没有信用卡,才导致现金贷如此蓬勃发展。因为现金贷已经承担了类似信用卡的作用功能,这种需求是存在的。

从蚂蚁金服的花呗到借呗,从京东白条到京东金条,呈现出一个从消费金融到现金贷自然演变的过程。花呗和京东白条提供了消费分期的服务,时间长了阿里、京东就知道每个消费者的消费喜好,有了我们数据,比方说芝麻信用分和京东分。根据这些信用分它就知道我们的信用,就可以给我们放贷,即使没有具体消费场景也可以发放现金贷。然而最新的演变过程是消费分期和现金贷混同在一起了。人们习惯了消费分期,但对于不能消费分期的商品呢?用现金贷借到的现金去买,然后再分期还款,也起到同样的效果。对于提供者来说,消费分期和现金贷提供的是同样的授信,所以并没有区别,重要的是客户的需求,是用户体验。这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

现金贷蓬勃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背是2014年左右,智能手机的兴起。这几乎也是互联网金融爆发的时间。有了移动手机,无论存钱还是用钱都很方便。也正因为我们随时用手机存钱和消费,借钱买东西就有了数据,就有了对我们个人征信体系的完善。原来传统的征信体系、央行经济中心所覆盖不了的群体,特别是普通的农民工、偏远地区人员,因为有了手机于是有了数据,有数据就有信用分,就能形成征信。现金贷有四个方面的价值:借款便利、完善征信体系、填补金融市场空白,服务我国经济转型。在这一层面来讲,现金贷对完善我国个人征信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在这四个方面当中是最重要的价值作用。

而反过来说,个人征信也是现金贷和小微金融的基本生存逻辑,是突破以往传统金融一定要靠担保,抵押放款的基础。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正式宣布筹建信联,信联就是网上征信中心,是基于个人的大数据征信体系的建设。信联的成立填补了个人征信这个征信体系里的最大欠缺,使支付清算体系和征信体系这两大基础设施得以双轮驱动,对我国金融的未来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现金贷的法律依据和监管动态


目前来看,我们的法律法规基本上都有一些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下文的监管建议部分将提到的法律依据有以下三条:

  1. 在利率方面,我们有最高法院规定的24%以及2015年司法解释提到的36%作为标准。
  2. 根据《合同法》第200条,现在一些现金贷平台使用的“砍头息”被明确禁止。
  3. 根据《合同法》第426条,居间人可以收取一定的报酬。这其实肯定了收取服务费的合法性,也为我们把服务费和利息分开计算提供了法律依据。
我国现金贷的监管目标和理念​


总体而言,现金贷的监管目标,第一是保护消费者,第二是行业健康发展,第三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监管理念有三方面,第一,柔性监管,要强调合法、透明、责任、法制、有效,不要搞一刀切,也不要什么都不管;第二,穿透监管,就是要抓住业务本质进行监管,从资金来源、中间环节、资金最终流向监管,强调实质重于形式;第三,功能监管,行为监管和机构监管相结合。

另外,技术监管,我把它翻译成技术驱动型监管,也受到了当前一行三会、监管部门的特别重视。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到要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类资源协同发展,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这些科技创新,自然需要一些创新的监管方式。所以十九大报告也提到了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监管方式。我始终认为这种提法包含的思想应该是鼓励创新,尤其是要监管方式创新,强调技术驱动性监管。

我国现金贷的监管制度建议


具体到现金贷监管方面,我想谈谈五个监管建议:

第一,市场准入方面,适当对持牌机构要严格准入、严格监管,对资金端严控,对不良平台严厉打击。如果完全没有准入的话,会导致大量的劣币横行,会出现平台良莠不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门槛是有必要的。

第二,特别强调对客户审查,标准要更加严格,防止多头借贷,防范骗贷机构扰乱市场。

第三,对于诱导客户续贷、短贷长用的情况要加以防范,防止利滚利造成过度负债。

第四,防范重大信息技术风险。像刚才讲的助贷机构这种纯技术平台,一旦跟金融结合之后也需要加强监管。虽然它不是信用中介,但是它毕竟有大量的个人信息、隐私数据,如果做不好防控,潜在的风险不亚于金融风险本身,甚至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系统性风险。

第五,监管部门应当规范催收方式,扶植阳光催收企业,特别是基于大数据智能化催收的创新企业。对于暴力催收问题,除了明显的恐吓、威胁之外,精神暴力也要进行规范和禁止。现在中国语音智能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我认为可以通过发展语音机器人来实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催收。

关于利率合法性问题,我认为年化收益率标准需要有差异化的监管。一般平台的获客成本要五六十元,因为借钱的时间很短,如果这些费用如果也算成利息的话,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就非常高。所以36%在现金贷的场景下并不合理。我认为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合同法》第426条,把服务费单独拿出来,不作为利率,然后按36%以下的利率计算。第二,如果实在要突破36%,我建议可以借鉴英国的沙箱监管机制,使符合条件的才能加入做这些创新。而这个沙箱一定要有门槛、期限和淘汰机制。在加强了金融消费保护和投资者教育,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寻找当前现金贷利率瓶颈的突破口。至于砍头息等这些非常暴力,侵害投资者、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应当坚决禁止,这是《合同法》第200条就已经规定了的。

另外关于信息披露,现金贷平台应该尽到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平台上的借款服务合同通常是事前拟定好的,对于逾期费用等与借款人重大利益相关的条款,通常没有进行充分的解释。这些问题要加强监管,要正式披露,不能一笔带过。

除了持牌机构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资金端加强监管,对现金贷平台本身的管理,我也提出了这五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现金贷平台准入标准。不管它实体上还是业务范围上做不做信用中介,即便类似于P2P这样的平台也要有一定的准入备案和准入标准。

第二,对持牌机构也要做一定的采取备案或者注册的方式,银监会统一制定标准之后,可以委托地方政府开展具体监管。

第三,核查机制,发挥专业机构、会计所、律师事务所核查,提出专门意见,确保新的平台的合规。

第四,特别强调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明确告知投资人各种年化收益率、期限、还款方式、贷款展期、逾期处理方式等等。

第五,监控现金贷资金来源。我们应用客观的态度,允许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涉及一定风险防护的信贷机构从银行保险、证券等具有风险识别能力的合格机构借助资金。还有一种融资方法就是把这些平台的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

当然,监管当局要加强信息披露,加强投资人管理制度,加强净资产保护,减少金融风险外溢性,减少金融风险面向受众性。面向普通老百姓的集资要严格管控,现金贷机构应对承担担保责任或者信贷风险的资产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防范风险计提,如果实在要承担这种金融风险,必须要严格把它当作信用中介管控,专门对它进行监管。

最后就是要建立技术驱动型的风控机制。互联网金融本身促进了信息的对称,我们的规制路径也应该用信息工具的监管逻辑。人工智能比传统人工审核更加适合处理海量数据,而且还可以提供全年无休的24小时服务,不会受到道德的制约。智能风控体系就是特别要强调反欺诈,防止多头借贷,要获取多头借贷数据,建立黑名单制度,要对恶性多头借贷行为进行识别。

摘要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确认
编辑整理:胡英东,薛婕
审核:原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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